行动药局的理念整合小区的关怀需求

　　“政府失灵”给了公益组织舞台，传统宗教性质的慈善团体提供救济，给予情感支持，是消防队的角色：灭火，收拾残局，那不能根治问题；现阶段只做弱势者的协助，只做问题倡导的公益组织，恐怕对改善问题的幅度是有限的，公益组织需要提出更巨视且有愿景的价值信念，有创意地影响大众的观念，让人们产生主动意愿，参与问题解决，有动力去实践价值信念。

　　再优秀的政府都只能照顾到多数人的权益，政府的宿命是科层组织的行政制度，如大象般的笨重，大象转身需要大动作，没办法做细致动作，无法兼顾少数人的需求，以及快速反应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等到终于有动作时，往往社会需求的质与量都又变化了，解决策略改善就不到位。

　　在台湾早期慈善工作多是宗教组织提供，以救济物资为主，神职人员以及义工提供关怀，随着时代变迁，资本主义强调经济发展，现在各种的社会问题，像是难以翻转的贫富差距、人权/动物权剥削、科技犯罪、食物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等，人类的问题已不是单纯用爱心和关怀可以解决的，需要跨专业的整合，需要有远见的政府，更需要的是全民动起来。

　　这样的对话是有可能发生，当老虎成为绝种动物，年轻世代已不认识老虎的模样。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2010年宣布全世界的老虎只剩下3200只，快成为濒临绝种的动物，比起一百年前的十万只，消失了97%。特别选在虎年呼吁，世界自然基金会想对最大帮凶，为补身药材而大量猎捕老虎的亚洲华人国家喊话，需要建立制度保护老虎。

　　公益组织除了花能量去改变政府和经济组织，更要让社会大众认同价值信念：这世界不再是“自己活得好”就好，我们都有责任让他人、万物和世界“活得好”。人道关怀、人文主义思潮等只能对某些人引起共鸣，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该提醒他们要有警觉心，在这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世界再也无法单纯只靠“自己活得好”的信念，政治、经济、气候所引起的灾难和社会议题，会像是禽流感、SARS、埃博拉病毒般的传染力，不分国界、种族散播开来。

　　愈来愈多的“社会企业”和“精英分子”加入公益事业，对于问题的看法有价值信念，解决方法有巧思创意，运用科技和营销活动，带动社会大众重视问题，理解问题，吸引更多人共同参与改变世界。

　　上述两例(WWF、Sea Watch、Watch the Med)的公益组织，不忍看到问题继续恶化，积极提供策略解决问题，同步让大众知悉问题的严重性，呼吁新的价值信念，让世界多了真善美的愿景。公益组织的解决策略，多是先从有权有势的政府和经济组织做倡导，期待透过政策制度来改善问题。政治与经济是以利益和竞争为基调，人们往往在做决策时没有警觉，或是忽略对他人和世界所造成的伤害，公益组织扮演着道德良知，提醒利益熏心的人们，有些事情要踩煞车，有些要缓和步调，有些要积极补救。

　　在英国，大志基金会(The Big Issue Foundation)的宗旨：“让有机会学习赚钱理财和自立生活，帮助他们成为自助者。”

　　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尤努斯在孟加拉国贫民区创办穷人银行推动微型贷款，让贫民学习学习理财自立，改变生活习惯，突破贫穷世代循环，为社会企业立下典范。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成立基金会协助第三世界国家，研发新产品解决疾病医疗的困境，并在美国社会进行教育方法的改革，重视多元天赋启发，减少中辍学生问题；在台湾有前亚都丽致饭店总裁严长寿先生在台东成立基金会，提供在地学子多元潜能开发的教育服务，呼吁重视花东观光文化深度发展，使得台湾各地发展趋于平衡也保有各地特色；药剂师王照允创办“iHealth宅配药局”，让药剂师送药到偏乡老人家中，服务慢性疾病的药物咨询，行动药局的理念整合小区的关怀需求，让药剂师的专业工作多了温暖的色彩。

　　现今多数公益组织已不是宗教团体，但对于所坚持的价值信念，就有如宗教的教义，要运用各种启蒙方式，唤起共鸣。网络上流传的故事，一位盲人坐在路边行乞，立在地上的纸牌，上面写着：“我是盲人，请帮助我”(I am blind,please help)，但并没有吸引太多路人注意，或是给他钱。

　　大志所协助的弱势族群，多数是街友，协助他们贩卖杂志以学习自立，大志杂志不像“小女孩卖火柴”般要人同情而买，杂志内容是用心编辑，读者锁定在中产精英阶层，偏向人文、艺术、文化等世界性报导，购买者是为了杂志本身质量而买，是“正式的”商业行为，让街友认知自己是在工作，而非行乞讨爱心，街友逐渐累积成就感，往自立生活迈进。

　　一本一本的杂志，像是织起友善的网络，当社会凝聚更多的和谐氛围，就会增加安全感，依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社会提供了安全感，人们就能往上发展更多正向情绪、成就感、自我实现等等需求，所以一本杂志不是只有慈善的功能。

　　目前，会展中心、大剧院、科学馆等6个车站卫生间已改造完毕，1、2、3号线个车站的卫生间正在改造施工。预计于2020年完成全部82个车站的升级改造。

　　社会和谐的画面就产生了，自然的互动，压制造成分裂与敌对，造成更多错误的刻板印象。透过杂志购买，

　　并不需要像台北市某民代议员用水柱驱离街友的做法，中产精英阶层有机会跟社会边缘人接触，街友也感觉被接纳，改变对街友负面观感，站在桥端一方的是街友，另一端是社会民众，大志杂志像是一座“族群融合”的桥梁。

　　有位路人主动帮忙改了字牌上的字，没多久经过的人都停下脚步投钱。字牌上的字改写成 ：“这是美丽的一天，而我却看不见。”(It’s a beautiful day. And I can’t see it.)一句话改变了人们的心态，改变后的字句美感触动更多人的行动力。

　　2013年8月洪仲丘事件的“白衫军运动”（编者注：即将退伍的台湾军人洪仲丘2013年6月28日被关禁闭，期间被施以超负荷操练等恶整虐待，包括烈日下反复练体能等，7月3日因体力不支，中暑昏迷送医，宣告不治。8月3日晚上， 25万名身穿白衣的群众从全台各地赶到台北马政府办公室前参加由39位普通人发起的“万人白衣凯道送仲丘”晚会，提出立即启动特侦组或军司法共同侦办小组侦办全案，立即组成军事冤案调查委员会，对历年冤案重启调查等诉求，这是台湾史上由普通人发起的社会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及2014年3月“太阳花学运”（编者注：2014年3月17日，台湾地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等8个委员会联席初审《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中国籍立法委员张庆忠在混乱中宣布服贸审查超过3个月，依法视为已审查，送立法院院会存查，引发部分人士不满。3月18日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等民间团体和学生晚间突破立法院警力，占领立法院议场），不管认不认同其背后的理念，都会对于当时自发且巨大的公民力量所震撼，聚集公民力量跟网络科技传播有关，也跟社会经济发展进步有关，多数人在“吃饱喝足”后才有余力关心公众的需要，注意社会正义，产生公民的意识与行为。

　　“政府失灵”给了公益组织舞台，公益组织需要提出更巨视且有愿景的价值信念，有创意地影响大众的观念，让人们产生主动意愿，参与问题解决，有动力去实践价值信念。

　　21世纪的社会问题，把解决重责放在政府和经济组织身上是不够的，人类需要更多“利他主义”、“公平正义”、“人文美学”等等的价值信念，每个人都该有“世界要变好，你我皆有责任”的意识，公益组织要像传教士，用创意的方式，唤起“世界大同”的新公民意识。

　　难民不一定必然引发社会问题，借重德国经验来说明，德国公益组织用创意营销方法(如广告、街头活动、义工服务等)，让大众自然地卸下对难民刻版印象(对宗教、文化的误解)，提升社会整体的接纳度是协助难民适应新社会的最佳助力，减少难民适应问题即是预防犯罪和冲突，难民就不是政府和社会的负担。

　　另外公益组织善用的解决策略，就是唤起更多人的共鸣，获得支持与捐助资源，这时公益组织会强调受助对象的弱势，试图引发人们的同情怜悯。然而现今的社会议题，都不是政府和经济组织改变即可(要他们改变也是困难重重)，更该做的是一般大众的行为与观念，像是老虎的捕杀，只要人们改变用虎鞭当补药的习惯，没有市场利润可图，就不会有人去捕杀老虎。

　　台湾现阶段公民力量是浑然成熟蓄势待发的，但若没有公益组织长期且有理念地引导，公民力量容易流于浪漫与热情，会停在情感层面(如：愤怒)的宣泄，不能实际改变问题，对社会改革的实质影响不大。

　　积极举办数次高峰会议，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各国政府对线年的四月公布调查数据，全球老虎增加为3890只，他们设定目标在2022年（虎年）数据可以翻倍。

　　2010年开始，中东政治难民冒着生命危险搭船非法入境欧洲避难，不论是担心社会融合问题，或是伊斯兰的报复，欧洲各国政府拿捏不定该如何处理属于政治和人权之两难的难民议题。但眼见一波波难民死于海上的事实，民间早在政府决策之前，就成立救难队，像是Sea Watch、Watch the Med，在海上提供具体的救援行动，社运人士积极倡导移民在公海上的权利，协助难民合法进入欧洲，欧盟各国陆续在2015年修法收容难民。